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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者: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 廖菊楝

笔记文献往往具有内容驳杂、不便利用的特点,故而一向被视作“小道”,其价值易被忽视。其实,笔记文献如能利用得宜,则可作为经史考证的重要资料。考据笔记即是其中一种类型,它以考据治学方法为主,记载经史辨订、文字训诂等内容。考据笔记兴于两汉,发展至宋代,无论著作数量还是考辨的学术成果,皆可谓兴盛时期。宋代考据笔记吸收前代成果,体例渐趋成熟,记录范围增广,具有承前朝余绪、启后世之新的重要地位。

源远流长 追寻传承

关于考据笔记的起源,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认为:“考证经义之书,始于《白虎通义》,蔡邕《独断》之类沿其支流,至唐而《资暇集》《刊误》之类为数渐繁,至宋而《容斋随笔》之类动成巨帙。”寥寥数语勾勒出考据笔记发展的大致脉络,指出《白虎通义》为考据笔记之始,将其起源溯至东汉时期。

早期的考据笔记,如蔡邕《独断》、崔豹《古今注》等,注重名物释义,以正定经义、通经释义为目的。这是早期考据笔记的发展方向。例如,蔡邕《独断》上卷解释“天子正号”等礼制名号,下卷记录汉代帝王世系及“黄屋”、“豹尾”等典章制度。这些内容有助于我们了解各典制专名的具体含义,《四库全书总目》即认为《独断》“究考证家之渊薮也”,肯定此书在考证名物方面的开创之功。此后,考据笔记开始摆脱考证名物的窠臼。隋唐五代的考据笔记,例如封演《封氏闻见记》、李涪《刊误》等,增入考释史事、记载名胜古迹、记录时人嘉言等事项。两宋时期,考据笔记更注重经史考证,所记内容范围扩大。北宋沈括《梦溪笔谈》;南宋洪迈《容斋随笔》、王应麟《困学纪闻》并称宋人考据笔记的三部巨著,其内容包涵广泛,记录繁杂,但又各具特色。

《梦溪笔谈》既考证史事、考订名物,又记有传闻逸事、闾巷之言,其中关于书肆刻工毕昇改进活字印刷术的记载,成为中国古代科技史的重要史料。《容斋随笔》中多有考订史事、品评历史人物、考证典章等内容,又有对史书编纂理论的探讨,后世历史考证学、史书编纂学或多或少受其影响和启发。宋人何异称赞该书“可以稽典故,可以广闻见,可以证讹谬,可以膏笔端,实为儒生进学之地”,可见世人对该书的推崇。王应麟生当南宋之末,宋亡之后,唯困居家中,日以讲学为要,因著《困学纪闻》20卷,其中以“考经”八卷、“考史”六卷最为人称道。其书对经义的考述,兼有考据和义理,具有兼容并蓄的学术特点。而其考史方面,继承了南宋前期考据笔记的成果,考订史实、史籍,品评人物,都颇有卓识,为后人所信服。

正是由于前代考据笔记发展的积淀,两宋时期,考据笔记成为文献典籍中具有生命力的著作形式,后世得以蓬勃发展。

融入宋学 相互印证

宋人考据笔记的内容和体例之所以得到发展,与当时的学术环境息息相关,同时,宋人考据笔记记载的内容也可以印证宋代学术发展的基本脉络。

就内容而论,宋人考据笔记与北宋庆历之际兴起的疑古惑经思潮有密切关系。此思潮兴起后,学人敢于怀疑经史,进而予以考辨。受此影响,北宋前期的考据笔记多记历史掌故及志怪之事。北宋后期,其内容偏向疑经考史,考据内容涉及训诂、音韵等小学,以及诗文订误、本事考证等。此期的考据笔记,有的侧重文字音韵训诂,如王观国《学林》;有的侧重于诗词考订,如朱翌《猗觉寮杂记》、王楙《野客丛书》;有的以经论为主,如程大昌《考古编》;有的以考订制度为主,如赵昇《朝野类要》等。这些著作大多精于考订,体现了宋代考据学的发展成果。

由于受到疑古惑经思潮的影响,宋代史学亦有考史之风,出现了吴缜《新唐书纠谬》、司马光《资治通鉴考异》等考史专书。司马光把编修《资治通鉴》时所采用的出处不同或说法各异的史料辑在一处,以做参考,编成考异式自注之书。受此启发,宋人笔记出现了考史专书著作,例如李心传《旧闻证误》主要考证本朝野史、笔记等所记史事之误,其体例模仿《资治通鉴考异》,先引原书错误之处,之后为辩驳之语。《旧闻证误》体现了宋人考据笔记考史的成就,对清人赵翼《廿二史札记》等后世考证史学产生了一定影响。

从体例演变来看,宋人考据笔记颇受宋代传注学的影响。传注学起初依附于经学而产生。东汉郑玄遍注群经,使传注之学兴起。延及南北朝,注释体例从注重字词训诂或阐发义理,发展到所谓广异备阙体。此体以南朝裴松之《三国志注》、北朝郦道元《水经注》等为典型,以广搜资料、增补文献为主,便于读者相互对照。至此,由于注释内容增加,原书篇幅无法承载,于是出现单行的注本。部分宋人考据笔记显然受到这种单行注书体例的影响,即采取摘字为目,分条论述形式,内容范畴则为训释典籍、考订音韵、辑佚旧文,同时有对经书内容的心得阐释。例如,王应麟《困学纪闻》注《易经》“高宗伐鬼方”一条,在句后列出《竹书纪年》《史记·楚世家》等多条资料,以此来讨论“鬼方”是否史书所载“鬼戎”。这正是广异备阙类注书体例的运用。

总之,宋人考据笔记出现注重研经考史的趋势,受史学考异类著作的启发,考异类笔记得以兴起,部分考据笔记在体例上吸取广异备阙类注书体例。这些与前代不同的特点是考据笔记自身发展所致,也受到宋代经史之学的影响。

[责任编辑:秦超]

兼综四部 可资利用

据保守估计,历代考据笔记有700余种,大多是考据学研究的重要著作。其内容大多具有兼综四部的特点,即所谓非经非史、非子非集,但又涵盖四部,可谓广博丰富。因此,对大部分历史研究专题来说,都能在笔记著作中找到可资利用的史料。

以历史文献学为例,笔记著作包含大量的版本学、校勘学、辨伪学等研究资料。例如关于雕版印刷源于何时这一问题,20世纪曾掀起一场讨论,学者们曾提出汉代说、晋代说、六朝说、隋代说、唐代说、五代说。其实,宋明时期的笔记著作有诸多条目对此进行探讨。宋人李上交《近事会元》载:“后唐明宗长兴三年二月,中书奏:乞依石经文字,刊《九经》书印版”,沈括《梦溪笔谈》载:“板印书籍,唐人尚未盛为之。自冯瀛王始印五经,已(同以)后典籍皆为板本”,朱翌《猗觉寮杂记》称“雕印文字,唐以前无之,唐宋益州始有墨板”,基本是同一说法。之后的宋人笔记,例如叶梦得《石林燕语》、程大昌《演繁露》、王应麟《困学纪闻》、叶寘《爱日斋丛抄》等,也曾论及雕版源流。明人方以智《通雅》总结了宋人讨论的成果,认为“雕本印书也,隋唐有其法,至五代而行,至宋而盛,今则极矣”。这个结论与现代学者的研究成果基本符合。

又如雕版印刷技术全面推广的问题,虽然隋唐已出现雕版印刷技术,但宋初仍未全面推广。宋人罗璧《识遗》载,北宋初期对雕版刻印书籍(尤其是经史书籍)还曾颁布禁令。直到宋神宗熙宁年间,这条规定才被废除。此后,雕版印刷尤其是坊刻、家刻开始繁荣。可见,这条史料在版本学研究中值得注意。

其他历史文献学分支学科的研究,比如辨伪学方面,笔记著作包括辨伪书、辨伪事、辨伪说、辨伪器等内容。朱翌在《猗觉寮杂记》中曾记载当时民间造伪书的情况,“缘本朝求书有赏,往往多自撰以求赏,非古书也”,这是时人作伪书以求赏赐的沽利行为。对于辨伪书而言,张淏《云谷杂记》有辨《鹖冠子》一则,柳宗元认为此书全部为伪造,张淏则将之与他书对照,并从文理文义方面来考察,认为从某些篇章体现的学术功力来看,《鹖冠子》并非全伪。随着现代考古资料的新发现,《鹖冠子》的真伪问题可与《云谷杂记》的内容互相对照。

以管窥豹,由上述数例可推知考据笔记著作的史料价值。实际上,笔记著作的内容颇为广泛,其史料价值尚待进一步挖掘。

承前启后 清学先导

宋人考据笔记上承两汉以来之余绪,接续唐五代以来的发展成就。在宋人考据笔记影响下,元明清考据笔记层出不穷。因此,宋人考据笔记对后世笔记著作的积淀和开创之功不容忽视。

元明考据笔记著作实蹑踪于宋人之后。明人考据笔记多曾提及宋人著作对自己的影响。例如,张志淳在《南园漫录》序文中自称,该书乃系阅读《容斋随笔》及《鹤林玉露》有感而著,书中多有辨订《容斋随笔》所记之事。明代部分笔记乃沿宋人考据笔记之余波,尤其是参考《容斋随笔》《困学纪闻》等名作。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认为陈良儒《读书考定》“每类征引旧闻,订其讹舛,亦《容斋随笔》之支流”,罗鹤《应庵任意录》“大意欲仿《容斋随笔》《学斋占毕》诸书”,田艺衡《留靑日札》“欲仿《容斋随笔》《梦溪笔谈》”。由此可见宋人考据笔记对明代学者的影响。

清代考据之风兴起,考据笔记随之繁荣,数量众多,成就斐然,名作有顾炎武《日知录》、俞樾《九九销夏录》、钱大昕《十驾斋养新录》等。关于清人考据笔记与宋人一脉相承的关系,近人张舜徽曾指出:“若夫《困学纪闻》《黄氏日抄》诸编,包罗群书,考核精审,后之《日知》《养新》诸录,实其嫡嗣矣”,认为《日知录》等清人著作直接继承宋人笔记而来,可见二者关系之紧密。

宋人考据笔记的考据学内容和成就是宋代学术的一部分,正如清人张之洞在《輶轩语》中所言:“考证校勘之学,乃刘攽、宋祁、曾巩、沈括、洪迈、郑樵、王楙、王应麟开其端,实亦宋学也。”晚清时期,越来越多的学者把清代考据学的源头追溯至宋代。比如清人颇为重视《困学纪闻》,清代学术大家阎若璩、何焯、全祖望、翁元圻为其作注。梁启超《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》评价道:“一宋人书而注之者四家,其尊尚几等古子矣”,可见清人对《困学纪闻》的重视。梁启超曾言《困学纪闻》乃清代考证学的先导,更是指出了宋代考据学与清代学术之间的关联。

总而言之,考据笔记自两汉兴起,绵延至唐五代,数量虽然不多,但在内容、体例等方面已初显端倪。两宋时期,独特的学术文化背景及前代考据笔记发展的积淀,使得宋人考据笔记有了兴盛的基础。此期间涌现出大量考据笔记,内容广博,兼综四部,虽然有驳杂零散的缺点,但仍然是研究宋代社会、政治、经济、文化等方面的重要资料。

[责任编辑:秦超]


来源:嘉兴在线—嘉兴日报    作者:摄影 记者 冯玉坤    编辑:李源    责任编辑:胡金波
 
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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